周勋初、莫砺锋问学指导语录

《师门问学录》是周勋初、莫砺锋两位先生和学生余历雄的谈话指导记录，洋洋洒洒二十余万言，不但包含着他们对文史类博士生培养的心得，而且其中很多谈话语录，就是直接指导学生怎样读书、研究和撰写论文。

这里摘录的数条语录，三年以前曾经发过，今值《师门问学录》再版之际，特予重刊。所注页码也已替换为新版页码，以便读者查阅。

《师门问学录》精彩段落很多，以下二文亦摘自其中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链接阅读：

新版《师门问学录》

做学问必须注重文献，有了可靠的文献，学问才会做得扎实。（P22，周）

从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，目录学的知识是不可或缺的。在不同的时代，同一种文献被目录学家著录在不同的类别，这就是学术观念的演变。甚至在同一时期，不同的目录学家对同一种文献也有不同的著录情况。我们作学术研究，必须对这些问题有准确的判断，如果判断不正确，结论也就可能会有问题了。（P41，周）

有些研究者喜欢在老问题里打转，或使用一些其名其妙的“新名词”、“新理论”来解释，这样实际上都无助于解决问题。有些研究者只有文学方面的知识，他们对相关课题的思想史背景、文化史背景或政治方面的背景所知甚少，甚至一无所知，这样的状况恐怕是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的。自古至今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已是汗牛充栋，如果你想拥有一席立足之地，那就必须扎扎实实地下功夫，打通文史领域，“杀出一条血路来”。（P222，周）

我们读书做学问，需要有多方面的“知识背景”之学问，更要能够有一种从“知识背景”中“跳出来”的智慧。学术有专攻，少说外行话。朱熹说：“寸铁杀人。”我们撰写论文不要随意乱舞十八般兵器，要能做好自己专业的功夫也不容易，如果处理的是专业交叉的课题，更需要有学术专攻的能力。我撰写《朱熹文学研究》一书时，很多宋元哲学的问题我都不去讨论，因为搞哲学的人已经作了深入的研究，例如北京大学陈来教授，著有《朱熹哲学研究》《朱子书信编年考证》等专著，我没有办法超越他们，但是我将他们的研究成果作为“知识背景”来看待。（P83，莫）

我们必须大量地阅读材料，撰写论文时却可能有一大部分派不上用场，但不读这些材料则没办法撰写论文。这就是准备功夫。读过材料之后才能判别真伪，这与不读材料之人的差别就在于此。那些没法用或用不上的材料，或是与论文选题太不相干了。读书，“博”之后要能“约”，不能“流荡不返”。撰写博士论文，纲目章节之间应该要有整体的、宏观的思考，这与撰写单篇论文的情况不一样。即使是十余篇或数十篇的单篇论文，也只能凑合成一册论文集，而无法成为一本自成体系的博士学位论文。（P87，莫）

撰写论文之前确实必须掌握大量的材料，但不是将所有的材料都写进去，而是取决于这些材料能否解决问题。现在有些青年学者撰写论文的缺点是“尽写所知”，拖泥带水，节外生枝。我们撰写论文要能够精简利落，一气呵成，还要讲究文章的“气势”，给读者的思维带来“刺激”，豁然通解。（P148，周）

我们阅读笔记史料或笔记小说，要能够辨别材料的真伪。因为这些材料大多是独立的、一条一条的，它不是一篇完整的文章，缺乏上下文或前后文的章法，很多时候较难对它进行准确的考证。我们撰写论文将它引作例证时也会遇到一些困难。古籍原典与今人著作要同时阅读，两者不可偏废。……而且要带有“问题意识”，同时思考整个学位论文的写作计划。文章没有一定的写法，是要依照具体的论文选题而定。（P82，莫）

当你阅读研究论著时，注意他们引用的文献材料，史料的取舍将会影响论文的结论。（P80，周）

我们撰写论文引用古籍时，需要重视版本依据，切忌擅自改动原书的文字。（P170，周）

关于材料的出处方面，还需要注意另一种情况：当我们阅读王国维、陈寅恪等名家的论文时，不能直接从他们的论文中摘引他们的“引文”。他们有时候只是断取，或概括大意，甚至是部分改写，并非原书的文字。在他们的那个时代，还承清人遗风，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严格的学术规范，这一点应该是可以理解的。胡适、傅斯年等人已接受了西方学界的学术规范，与我们今天的情况较为相近。以前，我在撰写《中国文学批评小史》时，起初就从陈寅恪的论文中直接摘引张籍写给韩愈的书信，后来核对原文，才发现陈寅恪的论文中是讲张籍写给韩愈的两封信（《上韩昌黎书》《上韩昌黎第二书》）合成了一段文字来论述。幸好我能及时发现，及时改正，要不然险些就出洋相了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。（P154，周）

撰写论文引用前人观点时，要注意两点：（1）要引用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者之成果；（2）要引用首出的单篇论文，不要转引后出的书。……后出的书只应作为论点的补充说明。（P78，周）

我们研究唐人笔记小说必须尽量避免两种毛病：（1）中国传统观念中对“小说”的偏见；（2）以欧美的文学观念诠释“中国小说”。（P28，周）

中国人研究“中国学问”，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的研究模式，也不能只是将“中国学问”作为“西方式研究”的一种取证。譬如，戏曲在西方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，它的起源甚早，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它却属于一种后起的文体，处在“次要”的位置。有些研究者从西方文论的角度立论，认为中国戏曲比不上西方戏曲，中国文学落后于西方文学。他们对中国小说的研究态度也是如此。至于中国文学史上起源较早的文体，抑或是西方文学中所没有的文体，如赋等，他们也就认为并不重要，不值得讨论。这种逻辑哪能算是学术研究？（P227，周）

我们阅读古代典籍，撰写论文，不能光是埋头苦读，还要懂得使用专业工具书，提高治学的效率。（P56，周）

撰写文章时要特别注意：著述立论必须严谨有物，不能妄发空泛浮夸之言。（P29，周）

撰写论文必须视野开阔，思想活跃。（P47，周）

撰写论文必须懂得“取”与“舍”。（P87，周）

20世纪70年代后期、80年代初期，有些人开始默默地撰写考证性的论文，有的写得很好，80年代之后考证之风更盛，有的文章写得零零碎碎，解决的问题不大。从现在看来，撰写论文一定要能够进行考证，辨明事实，这是最基本的要求。不能只是人云亦云，特别人说过的话重说一遍，既没有发现问题，也没有解决问题，因此我们的工作也不能停留在考证上，总要在辨明事实的基础上说明一些重大社会问题才行。（P59，周）

>摘自《师门问学录》（凤凰出版社2021年版）

【问学书屋 · 今日推荐】

《师门问学录》

教师 周勋初  学生 余历雄

凤凰出版社2021年版

长按识别二维码购买钤印本

【相关阅读】